【思享家】李小云谈大援助体制：新型大国需要新型对外援助(1)

　　作者：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李小云

　　2017年将成为中国新援助的起点。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这一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概念，目前已被国内外广泛使用，这也说明了近10多年来全球格局的新变化。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的新动向也预示了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全球领导力量。

　　自启蒙主义特别是工业化以来，世界一直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落后国家，认为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政治社会制度上是落后的。由此，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对全球发展也有着越来越明显的积极意义，但很多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仍然局限于多做一点经济方面的贡献。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倡积极型的国际方略、更加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等理念，这些都展示了中国更宽广的全球视野，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值得关注的是，这在实践层面也已开始呈现，对外援助方面的实践转型自然不会例外。

　　事实上，对外援助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抓手。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以更为成熟、稳健的步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发成为乱局中的稳定器、变局中的正能量。面对新的国际格局和新的目标任务，中国的对外援助需要从战略上和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使之与中国作为全球新型领导力量的地位相适应。从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情况判断，新的一年应该是新援助的起点。

　　新的援助目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产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国际上的发展理论范式一直围绕着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而构建。几乎所有关于中西发展道路的讨论都集中在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优劣方面，因而，所谓自由主义的“优”和极权主义的“劣”也就首先成了“政治的正确”。

　　全球公共产品也是物化的产品。过去几十年，西方通过发展援助提供了全球公共产品的物化形态，在初期表现为发展型的产品。这个公共产品的目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繁荣公平和物质文明发达的社会，以及提供一个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这一点在战后杜鲁门的四点方案中有着很清楚的说明。美国在战后积极地推动了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通向繁荣的现代化之路，从而长期占据了道德和技术的发展高地。